“拟发行特别国债5000亿元,支持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补充资本。”3月5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出,今年会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
次日,在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举行的经济主题记者会上,财政部部长蓝佛安介绍,今年将发行首批特别国债5000亿元,支持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补充核心一级资本。
“发行特别国债,支持国有大行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是去年9月公布的一揽子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是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精准应对,更是为长期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基础的重要举措。”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首席专家、主任曾刚在接受《金融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受访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发行特别国债注资国有大行,有利于提升国有大行资本实力和风险抵御能力,释放更多支持实体经济和新质生产力的信贷空间。
“总体而言,发行特别国债注资国有大行,是稳增长、防风险和促发展的综合性政策安排。”曾刚表示,通过增强银行资本实力,优化资本结构,国有大行将更好地发挥其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关键作用,为中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和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提升国有大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
业内专家认为,特别国债注资有助于增强国有大行的资本实力,提升其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当前,国有大行在支持国家战略、推动经济转型中发挥着主力军和压舱石作用。“通过注资补充核心一级资本,国有大行将更有能力加大对基建、高技术制造业、绿色金融等重点领域的支持力度,助力稳增长政策的落地。”曾刚表示。
业内预计,资本充足率提升后,国有大行的信贷投放能力将随之增强。“发行特别国债5000亿元,用于支持国有大行补充核心一级资本,预计可提升国有大行核心一级充足率0.5个百分点左右,有助于提升国有大行经营质效,增强信贷投放能力。”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向《金融时报》记者表示。
今年初,国有大行在召开工作会议时,均对2025年进一步强化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进行了规划。
以农业银行为例,该行在部署今年重点工作时强调,要落实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持续做优做实金融五篇大文章。聚焦“两重”“两新”、科技金融、养老金融等重点领域,进一步加大支持力度,保持制造业中长期贷款和消费贷款良好增长势头,更加有力落实好城市房地产“白名单”项目投放和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助力经济持续回升向好。
此外,更加充足的资本,也有利于国有大行在信贷政策方面进行更加灵活的调整变动,通过降低贷款利率或放宽抵押条件等,帮助企业缓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满足国有大行面临的更高资本监管要求
“特别国债注资,不仅可以弥补现阶段国有大行内源性资本积累能力不足这一短板,帮助银行在短期内应对盈利波动,同时还能够帮助银行满足更高的资本监管要求,如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G-SIBs)的附加资本和总损失吸收能力(TLAC)要求等。”曾刚在受访时向《金融时报》记者表示。
从六家国有大行披露的最新数据来看,目前,国有大行核心一级资本均高于监管的最低要求。截至2024年三季度末,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的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分别为13.95%、11.42%、12.23%、14.10%、10.29%、9.42%。
对于入选G-SIBs的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来说,同时还面临着更高的核心资本与TLAC监管要求。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面临1.5%的附加资本监管要求,交通银行面临1%的附加资本监管要求,且均必须由核心一级资本满足。
业内专家表示,通过特别国债注资,也能够避免通过资本市场融资而带来的负面影响,有助于稳定市场预期。
“特别国债注资能传递出政府对银行业的信心,提升市场对国有大行的估值预期,进一步稳定金融市场。”曾刚表示。
体现未雨绸缪的政策思路
业内普遍认为,此次注资体现了未雨绸缪的政策思路。
此前,财政部有过向国有大行注资的经历,比较典型的是1998年,财政部定向发行2700亿元特别国债,向四家国有大行注资,以缓解四家国有大行资本充足率较低等问题。
“此轮特别国债注资并非单纯为化解风险,而是着眼于中长期发展,旨在夯实国有大行资本基础,为其更好地支持国家战略和经济转型提供保障。”曾刚表示。
对于银行来说,资本是经营的“本钱”,也是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的基础和抵御风险的屏障。而国有大行是我国金融体系中服务实体经济的主力军,也是维护金融稳定的压舱石。因此,国有大行的经营发展稳健和资产质量稳定,一直是金融管理部门颇为关注的内容。
2024年9月24日,在国新办举行的介绍金融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新闻发布会上,金融监管总局局长李云泽表示,将按照“统筹推进、分期分批、一行一策”的思路,对六家大型商业银行增加核心一级资本,旨在巩固提升大型商业银行稳健经营发展的能力,更好地发挥服务实体经济的主力军作用。
“我们也将持续督促大型商业银行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强化资本约束下的高质量发展能力。”李云泽表示。
业内专家在受访时普遍表示,这种前瞻性安排将为国有大行在科技金融、绿色金融等领域的创新发展提供更大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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