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在2024清华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上，围绕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同作用等问题，多名专家一致认为，目前货币政策是超常规、超预期的。进一步的财政与产业政策，对于延续货币政策的效果至关重要。

“为什么这些政策效果比较明显，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增量的货币政策超出了市场预期。”中银国际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管涛表示，“我们讲信心不足，预期转弱，根本上的反映就是政策落后于市场曲线，但是这一轮的一揽子金融支持是超过市场预期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原所长余永定认为:“我觉得这是在正确的方向迈出的一大步，它鼓舞人心，使人们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恢复信心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短期来看货币政策大家已经很满意了，已经在市场作出了反应，现在大家有很多期待。如果大家期望中的事情没有发生的话，这对市场情绪又是一种挫伤。”管涛举例，像9月份美联储降息是板上钉钉的事，只不过25个基点还是50个基点的问题。但如果大家预期的事情不发生，会造成市场不必要的波动。

从中长期来看，经济强则货币强。管涛认为，加大宏观调控力度以后，经济企稳回升根本上还要看结构性改革，按照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一系列重大部署全面深化改革，实现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驱动的高质量发展。

余永定表示，考虑到目前的形势，基础设施投资可以创造“挤入效应”，所以启动经济增长第一步应考虑增加基础设施投资。其中，基础设施投资包括了公共投资，比如养老院、医院，也包括了社保体系的改革。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原司长盛松成认为，从中长期看，既要投资，也要结构性改革。从短期来看，最有希望的、最能解决问题的就是拉动消费。

消费与投资看似有分歧，不过，余永定与盛松成一致认为，消费和投资是不矛盾的，是相互促进的。

“因为消费以后，投资马上就可能上来了。如果消费不能够上去，始终是投资、投资、再投资，那么产能过剩会越来越严重。我们有14多亿的人口，实际上我们消费的潜力还是很大的。”盛松成补充道。

野村证券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陆挺则表示，财政政策规模是一回事，另一回事是我们有没有决心解决中国经济这几年所积累的需要清偿的问题，尤其是房地产需要出清的问题。

“把这个事情解决了，才能真正迎来中国房地产的止跌回稳和中国股市的‘慢牛’。”陆挺说。

同时，陆挺直言，房地产行业的变化导致中国财政体系面临很大的挑战。接下来这一年，财政体系方面能否顺应卖地收入急剧下降而且是可预见的不可能明显上升的情况，重塑中国的财政体系，重新引回硬预算约束，改革转移支付制度等，这是中国经济是否能够真正企稳，股市能够进入真正“慢牛”的重要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