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内经济受到疫情打击而放缓的情况下，中国的金融机构正在应对越来越多的不良贷款，化解系统性的金融风险。而在这种情况下，“一带一路”投融资风险的加剧，同样对中国的金融体系带来考验，也需要中国在政策上予以妥善安排和支持以实现长期的战略利益。

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带来持续的影响和冲击，正在影响新兴市场和不发达国家，也给全球经济带来第三波的冲击。疫情导致的人员流动受限、停工停产等“停滞”现象，导致了新兴市场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经济金融形势将出现恶化。对于中国而言，由于“一带一路”国家中，大部分都是新兴市场国家和不发达国家，新冠肺炎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造成冲击不可避免的会影响到中国。有专家表示，疫情将导致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的投资和贸易下滑，可能一年才能恢复。但值得担心的是由于疫情导致的“一带一路”国家债务问题的恶化，可能会形成永久性的损失。安邦咨询（ANBOUND）也曾提出，疫情放大了“一带一路”国家的主权信用风险，这将加大中国“一带一路”的投融资的金融风险。

就总体而言，在疫情冲击全球经济的背景之下，中国为“一带一路”国家提供的贷款面临巨大的风险。一是各国经济受到冲击，沿线国家的财政状况恶化，导致主权债务恶化。二是融资项目被迫推迟，拉长很多投资项目的周期，项目层面的风险加大。三是中国经济受疫情冲击，企业、银行的经营环境都受到很大影响，应对风险的能力在减弱。特别是，安邦咨询的研究人员认为，目前“一带一路”发展中“大国企+大基金+大融资”的主导模式（详见安邦智库战略报告《“一带一路”的缘起、发展与异化》），导致中国在“一带一路”国家提供的融资，在疫情冲击的影响下，面临巨大的风险。

实际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近期也对不发达国家的债务问题十分担忧，担心疫情和经济的冲击将导致债务违约的增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向103个请求援助的国家中的50个国家提供180亿美元紧急资金救援。另外，该组织还暂停了25个最贫穷国家的债务偿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将需要2.5万亿美元的外部资金来应对这场健康和经济危机。同时，国际金融协会已与管理近45万亿美元资产的机构协调了有关新兴市场债务减免的谈判。他们讨论了在疫情流行和原油价格暴跌的情况下，如何向今年面临7300亿美元债务到期的国家扩大金融援助的问题。

贫困国家较多的非洲地区的情况更甚。安邦咨询曾经对非洲出现“债务炸弹”的可能性予以警告。IMF预计，为了对抗疫情，非洲各国政府需要额外付出最少1300亿美元，这将会压垮不少本已债台高筑的非洲国家。因此，国际金融组织和一些发达国家都呼吁对非洲国家债务予以减免。这无疑会影响到中国。目前非洲各国对中国的债务（包括私人债务）高达1450亿美元，仅在2020年要偿还的利息就高达80亿美元。不论是否会在国家层面豁免债务，或者非洲国家对私人融资违约，中国的政府和金融机构很可能成为最大的“受害者”。这势必会影响整体“一带一路”的投融资。

中国对“一带一路”融资大部分和以央企为代表的中国企业的基建项目相关联。新冠肺炎导致的经济停滞，会影响这些项目的建设和运营，给项目实施带来影响，则会进一步影响相关债务的偿还。截至去年9月份，以政策性金融为主的中国金融机构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资金超过4400亿美元，其中人民币海外基金超过3200亿元人民币，国开行就累计发放了1700多亿美元的贷款，亚投行大概提供了1000亿美元贷款支持。这些以政策性金融为主形成的债务很大程度上需要在政府层面来解决。由于“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具有地缘政治上的“重要性”，这并不是简单的市场化信贷，处理起来并不容易。

实际上，海外一些研究机构对中国如何处理“一带一路”的债务风险有一些分析，一方面，“一带一路”倡议下的许多国家已从中国大量借贷来投资新项目，但新冠肺炎正在破坏经济，并使还款计划变得复杂。中国有可能会在政府层面豁免一些问题严重国家的债务。目前，“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低收入国家已经在要求中国减免债务，以恢复经济。另一方面，一些海外银行人士认为，在之前的融资中，中国经常要求公共部门的资产作为抵押。所以，中国的金融机构将有可能获得对合资企业的控制权或以抵押资产偿还贷款。斯里兰卡就是一个例子，在无法偿还对中国公司的债务后，斯里兰卡不得不在2017年将战略港口移交给北京。但按照《经济学人》智库的说法，由于不可抗力条款或其他安排，中国的金融机构选择更广泛地免除债务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在“一带一路”国家面临巨大的经济和债务危机风险的情况下，从中国的角度而言，更凸显了对过去“一带一路”异化进行调整的迫切性。对于债务问题带来的金融风险需要妥善安排，而不是简单的收缩，以挽回部分损失；另一方面，可以对因疫情冲击而恶化的债务的偿还和项目建设进行重新的安排，毕竟这些项目很多属于跨周期的基建项目，需尽量减缓疫情冲击的影响。就长期而言，中国更需要“一带一路”相关的金融市场建设和完善以推动相关投融资的优化，和风险的分化。

现在“一带一路”建设处于一个特殊阶段，在出现一些异化的情况下，需要从基建投资向扩大市场转变。这种情况下更需要对债务问题和金融风险进行统筹和系统性的规划。渣打银行（中国）总行副行长鲁静不久前即表示，“一带一路”倡议已经进入2.0和3.0的中间期阶段，最初的1.0阶段多为传统能源项目，到2.0阶段开始出现很多的大基建项目，这也是发展中国家的刚需。在大基建建设不断完善的基础上，中国制造业企业开始进入这些国家和地区，尤其是一些手机和汽车制造商。目前已经渐渐开始进入3.0阶段，也就是服务业和金融业，尤其是跨境支付、电商和相应的配套建设。因此，特殊时期的债务问题将是非常特殊的，很多“一带一路”项目具有长期的战略利益，不能仅考虑短期的止损，更需要考虑融资项目的持续性和“一带一路”市场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