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五”时期是我国迈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关键五年。作为现代经济体系的核心枢纽，资本市场在新阶段被赋予了新的战略定位，其角色正在悄然发生变化。

“十四五”期间，注册制改革、退市常态化、基础制度搭建是主旋律；而步入“十五五”开局之年，政策体系明显转向了“投融资协调”“耐心资本”。这不仅是措辞的微调，更意味着资本市场被赋予了新的使命：不再是单纯的融资渠道，而要成为连接科技创新、产业升级与居民财富管理的枢纽。

围绕这些变化，《金融时报》记者近日专访了中信建投证券研究所所长、首席经济学家黄文涛。他从“十五五”规划纲要出发，拆解资本市场新定位背后的政策逻辑、突破点及下一步改革的着力方向。

《金融时报》记者：“十五五”规划纲要对资本市场的总体定位与战略作用是什么？与“十四五”相比，有哪些延续与突破？

黄文涛：资本市场是服务国家战略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性、枢纽性力量。

一方面，“十五五”规划纲要中把资本市场发展明确融入科技创新和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之中，要求通过支持优质科技型企业上市融资、建设债券市场科技板，发展创业投资、并购基金等，推动资本更精准流向新质生产力和重点产业链；另一方面，“十五五”规划纲要要求，通过健全投资和融资相协调的资本市场功能，壮大耐心资本和中长期资金入市，从而提升资源配置效率，盘活存量资产，并服务居民财富管理和社保基金长期配置。

与“十四五”规划纲要相比，“十五五”规划纲要在表述上既有延续也有明显突破，即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支持科技企业融资、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完善投资者保护、推进REITs和资本市场开放等主线没有改变；同时，政策重心从“完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建立常态化退市机制、深化新三板改革”等制度框架和融资端的部署，升级为“持续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和“健全投资和融资相协调的资本市场功能”，并进一步加入并购重组、债券市场科技板、期货衍生品和资产证券化、耐心资本、中长期资金入市、跨境双向直接融资、股权投资基金跨境投资等更系统的安排。

上述变化，体现出政策思路正从建制度、搭框架转向强功能、促协同，更加突出了资本市场服务科技自立自强和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战略方向。

《金融时报》记者：“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健全投资和融资相协调的资本市场功能”。您如何理解这一表述？实现投融资两端动态平衡的关键是什么？

黄文涛：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既要看融资功能的发挥，也要看投资者回报与权益保护是否同步跟上。近年来，资本市场在保护投资者权益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中国证监会披露，“十四五”时期，上市公司通过分红、回购派发“红包”累计达到10.6万亿元，相当于同期股票IPO和再融资金额的2.07倍。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也把投资者保护制度与中长期资金入市机制并提，实质上是要在制度层面进一步夯实“投资市”的基础，让资本市场更好兼顾融资功能、投资功能和财富管理功能。

“十五五”时期，资本市场改革将更加注重投资、融资两端均衡发展，核心含义是要把资本市场从融资单轮驱动拉回到“融资—投资—配置”的闭环，使其成为资源配置的基础设施，而不仅是融资通道。预计未来的政策重点包括板块改革、提高上市公司治理水平、推动中长期资金入市、强化投资者保护等。

具体而言，融资端将持续提升资本市场的包容性与适应性，向真正需要资本并能创造回报的创新主体倾斜。重点支持优质科技企业发行上市，持续支持优质未盈利科技型企业上市，优化发行承销机制，研究推进再融资储架发行制度。

投资端重点在于继续打通社保、保险、理财等中长期资金入市的卡点堵点，推动机构投资者建立健全3年以上长周期考核机制，稳步降低公募基金行业综合费率等，让市场长期资金“进得来、留得住”，能用合适的工具做长期配置，从而成为稳定的市场底盘。

《金融时报》记者：“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置于突出位置。您认为，资本市场在提升制度包容性、适应性，支持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方面有哪些发力重点？

黄文涛：近年来，我国创新驱动增长的基础在不断夯实。2025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达到2.8％，技术合同成交额增长10.8％，数据要素潜力加快释放，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提高到10.5％以上。资本市场“含科量”持续提升，与实体经济创新升级形成更紧密的共振。

“十五五”时期，重大工程建设将成为资本市场服务高质量发展、践行金融“五篇大文章”的重要抓手。“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6方面109项重大工程，其中，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方面提出28项工程，围绕产业基础能力和竞争力提升、新产业新赛道培育发展、前沿科技攻关、创新基础能力提升等作出部署。重大工程兼顾“硬投资”和“软建设”，并强调以政府投资带动社会力量参与。对资本市场而言，这既提供了更清晰的产业方向，也提出了更高的资金组织与资源配置要求。更好发挥多层次资本市场功能，促进长期资本、耐心资本向关键领域集聚，有助于把工程清单更快转化为产业成果和发展动能。

《金融时报》记者：结合“十五五”规划纲要与今年《政府工作报告》的相关部署，推动创业投资发展，应从哪些关键环节入手？

黄文涛：近年来，我国对创业投资的政策呈现出清晰的发展脉络。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强调“鼓励发展创业投资、股权投资”；2025年提出“健全创投基金差异化监管制度”“壮大耐心资本”；2026年进一步提出“拓展私募股权和创投基金退出渠道”，政策逻辑已经从鼓励发展转向打通循环。

当前，创投发展的关键在于打通创投基金的退出渠道。创投投资本质上是“募、投、管、退”的完整链条，退出不是附属环节，而是形成资本接续、收益回流和再投资能力的重要前提。截至2025年12月末，存续私募股权投资基金29820只，存续规模11.19万亿元；存续创业投资基金27342只，存续规模3.58万亿元。股权投资和创投已经具备相当体量，当前大规模的私募股权基金正密集进入退出周期，其持有的资产中包括细分领域隐形冠军在内的大量优质标的。打通资金循环，优化完善退出机制，既是创投基金的迫切诉求，也能为上市公司并购扩张、优化产业布局提供更多机会。

创投退出渠道总体持续改善，但仍有优化空间：一是退出渠道仍偏单一、对IPO依赖性较强，并购、S基金等多元退出方式还不够成熟，导致退出收益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不足；二是正常退出在舆论层面仍容易被误解，部分观点把机构退出简单贴上“大撤退”“割韭菜”等标签，导致该退的项目难以顺畅退出，影响创投机构声誉，也压制了市场信心；三是退出机制、法律规则和市场环境还不够成熟。因此，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将退出渠道单列，发力破解基金退出“堰塞湖”难题。这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也将成为打通耐心资本投资正向循环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