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7日，主题为“加快建设金融强国，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的《2024中国金融政策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在2024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上发布。“金融强国不仅体现在金融自身能力强，还体现在金融配置资源的功能，以及为实体经济提供服务职能的增强。金融强国不仅有数量的标准，还应该有质量的标准。”国家外汇管理局外汇研究中心主任丁志杰在介绍报告时指出。

强大的主权信用和货币，联通全球的金融基础设施，有影响力的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多样化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当前，建设金融强国亟须从多维度、多角度发力。与会专家普遍认为，聚焦国内，从数量驱动到质量引领，将是建设金融强国的必由之路;放眼全球，要进一步通过制度型开放来提升中国金融的国际影响力。

金融发展“脱虚向实”

从追求数量到追求质量，金融强国建设为金融业发展提出更高要求。

“金融强国一定要摆脱过去的路径——数量驱动。”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执行理事屠光绍表示，当前，我国金融机构金融总资产处在全球前列，金融市场交易量名列前茅，广义货币M2突破300万亿元。但数量“大”并不代表着“强”，实体经济仍有发展空间，一定要从数量驱动走向质量引领，这是金融强国的必由之路。

如何评价金融发展的质量高不高?考察其对经济的支持力度是关键。

“金融强国的‘强’体现在服务实体经济的效能上。”丁志杰介绍，当前普惠金融领域贷款以及制造业，特别是新型制造业领域贷款增速都显著高于贷款平均增速，这反映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进一步提升。

屠光绍也指出，建设金融强国要从过去的“金融内卷”转变到“脱虚向实”。“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所以要看‘金融’，更要看‘金融外’，这就是金融和经济的关系。如果不看这个‘外’，金融终究强不起来。”他说。

当前，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还存在效率不高、资源分布不均衡等问题，需要金融系统进一步调整思路，做到有的放矢、精准滴灌。

针对金融业面临的效率问题，报告指出，我国货币信贷存量规模已经很大，要深入理解盘活存量资金的内涵和作用，充分发挥好闲置、低效存量资金的作用，即使新增的货币信贷增长少一些，同样能有力支持实体经济。未来，直接融资占比上升也会对贷款产生良性替代效应，信贷服务实体经济的质量和效能必能明显提升。

针对金融资源分布不均衡问题，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陆建强介绍，浙商银行将金融资源向金融力量相对不足的县域倾斜。浙江在2018年底开始实施金融顾问制度，希望通过金融顾问这个“1”，链接其背后“N”种机构的力量，推动金融供给从打猎模式向种田模式转变，打通金融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此外，未来如何更好地以金融杠杆来撬动经济发展，也值得斟酌。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认为，我国金融杠杆率在未来仍将呈现基本稳定的状态。目前整个货币供应也许是不少的，但信用供应是萎缩的。尽管货币政策较为积极的，但实体经济融资意愿不足，压制了金融杠杆率的上升。未来解决实体经济的问题要靠改革、要靠开放，不能太多地依赖金融手段，也不能太多地依赖财政手段。

提升金融国际影响力

在全球经济、金融高度联通的当下，国际影响力也是评判金融强国建设的重要维度。“在国际金融领域，我们应该具有较强的地位和影响力、较强的国际竞争力，以及能够在全球范围内拓展业务和参与全球金融治理。”丁志杰介绍。

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黄益平看来，金融强国是一个有效运行、相对稳健的，同时具有强大国际影响力的金融系统。但当前来看，我国金融业发挥国际影响力仍面临一些挑战，包括如何将中国特色金融发展道路与国际制度、体制接轨，我国资本项目开放、人民币国际化如何进一步提升，如何推动香港这一国际金融中心持续在国际上发挥重要作用等。

当前，以制度型开放为重点推进金融高水平开放，是提升我国金融业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抓手之一。对此，丁志杰从四个方面提出了开放的方向:

从规则来说，要保持规则的基本稳定，增强金融领域开放政策的透明度、稳定性和可预期性。

从规制角度来看，要推动规制更加科学、合理、透明、高效，推动监管规制与国际接轨，加强和完善现代金融监管。

从管理来说，要促进管理体系和管理能力现代化，打造国际一流的营商环境，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废除妨碍公平竞争的各项规定和做法。

从标准而言，要对标高标准的国际经贸规则，并进一步提高在国际经贸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黄益平建议，考虑到发展中国家面临绿色转型问题，要实现低碳增长的目标，缺乏技术、资金和产品，政府可以考虑通过商业化、政策性的工具，支持发展中国家绿色转型，尤其是新能源的转型，以提升国际影响力，并助力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等多重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