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北京小客车指标办通报今年第三期摇号相关数据，其中有4135个被法院认定的失信执行人被限制参与小客车指标配置。限制摇号，成为失信惩戒对“老赖”的又一次亮剑。

　　信用惩戒措施大多得到公众点赞，但有的也引发争议。不久前，山东潍坊某中学在招生简章中规定，“报名考生的家长必须没有失信记录”。对此，有人质疑：家长有失信记录，孩子上学就被“拒之门外”，这岂不是一种“连坐”？

　　当下，社会各界普遍对失信惩戒制度抱以较高期待，但越是如此，就越有必要把失信惩戒的范围和边界加以明确。梳理来看，现在人们说的失信惩戒实际上可以分为若干层面。一是金融层面，即《征信业管理条例》中确定的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欠银行钱不还，就会影响今后的房贷等业务，这是人们最为熟知的失信惩戒。二是司法层面，最高人民法院等44部门曾联合发布《关于对失信被执行人实施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提出55项惩戒措施，限制失信被执行人乘坐飞机，限制其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等，前述中学招生简章中的规定，就源自于此。三是行业层面，例如今年3月，国家发改委等部门联合下发意见，在一定期限内适当限制特定严重失信人乘坐火车和飞机，国家旅游局也曾发布《游客不文明行为记录管理暂行办法》。

　　2016年5月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可以说对上述不同层面的失信惩戒进行了总括，将惩戒对象归纳为严重危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严重破坏市场公平竞争秩序和社会正常秩序等四类情况。

　　失信惩戒虽然具有正义性，但也需要严谨性，有特定的对象、内容和程序。把握失信惩戒的边界，对于更好发挥失信惩戒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失信惩戒的对象具有限定性。失信惩戒的对象，只能是失信者本人，而不能是其亲属或其他人，不能搞“连坐”和“株连”，这是现代法治的基本精神。比如，限制失信者的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这在本质上是限制失信者本人的高消费行为，而不是限制其子女的受教育权。从这个意义上说，高收费私立学校招生考察父母信用记录具有正当性，但这不可衍生为企业招聘员工也考察父母信用记录，因为作为独立人格的求职者，其就业权不能受到父母信用记录的“株连”。

　　其次，失信惩戒的内容具有相关性。对失信者，限制他的哪些权利？限制的内容与失信本身应该有内在的联系，例如，拖欠银行贷款不还，意味着今后还可能违约，因此限制再次贷款；“老赖”以没钱为理由不执行法院判决，那就不要再高消费。换言之，限制“老赖”乘坐飞机，目的不是囚禁，而是限制高消费出行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说，惩戒失信者，可以限制他买车买房，但若限制其结婚、交友就没有合理性了。需要指出的是，并不是所有“管用”甚至“厉害”的手段都适合作为失信惩戒措施，否则就成了类似于“人贩子一律死刑”那种情绪宣泄了。假如把失信惩戒措施“株连”到其家人，让其家人也不能乘坐飞机、高铁，不能买车买房，这样的措施尽管可能很“有力”，会通过亲属的压力督促当事人履行义务，但却违背了责任自负的法治精神，这种违法惩戒就失去了惩戒的正当性。

　　再次，失信惩戒的程序具有规范性。失信惩戒需要依法，而不能任性，更不能动用私刑。现在，旅游、民航、高铁等行业都在记录“不文明游客（旅客）”，这当然有助于诚信建设，但是如果今后任何一个行业（比如餐饮、酒店）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标准列一个顾客的“黑名单”，并在网上公布，这恐怕就有点细思极恐了。在很多市场行为的纠纷中，是非曲直、前因后果应由权威判断。乘客打闹机场当然可以列入“黑名单”，但有的航空公司超售机票造成购票乘客不能登机，这样的不诚信又该怎样来惩戒？甚至说，一些女大学生进行“裸条”贷款，未及时还款后就被公布不雅照，这难道也能算失信惩戒？如果惩戒失信的程序措施不合法、不合规，那么这本身也是一种失信。由此来说，国务院的指导意见中提出建立健全信用主体权益保护机制和信用信息异议、投诉制度，是很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