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前，人民币在民族解放的战火中诞生，从诞生起便经历战火淬炼，担负服务民族解放战争、稳定物价、保障经济平稳运行的重任。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各个历史阶段，人民币与时代脉搏合拍，票面图案再现了祖国大好河山的壮丽美景，展现着中国人民艰苦奋斗、自力更生、意气风发、勇往直前的不朽精神。它不仅是商品交换的一般等价物，更跃升为极具有艺术价值的共和国名片。这其中，凝结着数以万计印制人的辛勤汗水。

几十年来，这支庞大的印制队伍，不管在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干部职工都将国家利益放在首位，保持着代代相传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他们不计个人得失，不辱使命，坚持高水平高质量生产。他们用踏实行动记载着共和国历史。尤其在上世纪艰苦卓绝的60、70年代和改革开放的涛声中，更谱写出了壮丽篇章。

三线回眸：激情燃烧的岁月

《金融时报》记者：上世纪60、70年代，我国印钞造币行业展开了怎样的布局建设？

吴树森：11月6日下午，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人民币从这里走来——纪念中国人民银行暨人民币发行70周年”文艺汇演，在石家庄印钞公司举行，汇演节目由印钞造币企业自编自演，集中反映了中国印钞造币企业70年光辉历程，精彩纷呈，情真意切，令人震撼。当大屏幕上出现三线建设的一个个画面时，看着演员饱含激情的表演，我的眼里充满泪花，昔日一幕幕场景不断在脑海中闪动。

三线建设是上世纪60、70年代党中央、国务院在特殊历史条件下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和部署。面对严峻国际形势，一些军事、重工业等企业陆续转移到中西部腹地，作为关系到国民经济命脉的印钞企业，也被纳入其中。

于是，党的一声令下，北京、上海、沈阳等地千百名印制干部员工义无反顾地奔赴几千里之外的四川旺苍县的深山老林。他们跋山涉水，开山劈地，垒屋建舍，筑路架桥，坡地起楼。经过几年艰苦奋斗，便形成了一个公司，下辖造纸、印钞、机械制造和贵金属提炼及自备电厂的完整布局并投入生产。许多老干部和老职工拉家带口，把户口迁往内地，许多年轻人献出了宝贵青春。在艰苦条件下，一干就是十几二十年。他们为国为民前赴后继，不怕牺牲，可歌可泣，为印钞造币事业树立起光辉榜样。

上世纪70年代初，国际形势愈加险峻，为此，毛泽东主席又发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三线建设要抓紧”的号召。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民银行又决定建设山西高平县（145厂）和江西莲花县（712厂）的两个小三线厂，作为北京541厂（现北京印钞公司）和上海542厂（现上海印钞公司）的分厂，两地作战。我作为青年干部被结合到145厂领导班子，并于1974年初同总厂一百多名职工到达现场。

《金融时报》记者：小三线厂又是怎样的情况？

吴树森：可以用“苦”“乐”二字形容。由于厂址是按照“山、散、洞”的标准选定的，所以，工厂就坐落在距离县城数十里外的一个长约二、三千米的狭长山沟里，最宽处也不过200米。是典型的荒山秃岭，常有野兔出没。沟口外有个百十户的小村，其他的村都散落在层层的群山中。在我们去之前，主厂房和部分宿舍已经成型，我们的任务就是继续完善基础设施，集聚人马，培训技工学员，装修厂房，安装设备，争取早日投产。这样的荒凉景象，对于来自繁华大城市的人来说可谓天壤之别。

三线工厂生活条件很差，没肉少油，一日三餐基本是稀粥、带有苦涩的窝头和咸菜，偶尔吃些蔬菜，又老又柴，而且还是从数十里，甚至百里外的地方抢购的。食堂不过二、三间小平房，只能打饭回宿舍吃。大段的土路坑坑洼洼，雨天泥水一塘，不小心会把鞋子粘掉。员工业余生活单调，思念亲人，牵挂家庭，不知多年以后能不能回到北京。同时，医疗条件欠佳。

为此，厂领导经常熬夜开会商讨对策。厂里专门抽调几辆卡车专程往返京晋，把北京家属省吃俭用下的副食品带给职工。副书记高占祥自告奋勇带头上山，带领一些职工日夜开荒造田，种菜种粮，很快改变了现场的氛围。厂里每周从百里外的长治市取回拷贝放一场电影，文体活动经常开展，开办夜校使职工学习新知识。在附近水库，夏季游泳，冬天滑冰，让广大职工发扬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以苦为乐，苦中含甜。

尤其是在京培训两年后的技校学员回到现场，一批复员军人和各地有志之才纷纷投奔后，厂里更是一派生机、欣欣向荣的景象。全场数百名职工利用早晚和休息时间上山开荒垒坝，凿石填土种植树苗，歌声、笑声此起彼伏，大有改天换地的英雄气概。在一年多时间里，医院，礼堂（兼食堂）拔地而起，土路一展新容，宽阔平坦。用职工汗水浇灌的梯田产出的粮食、蔬菜源源不断地拉进食堂，丰富了餐桌。生活日益改善，精神的力量鼓舞人们大干快上。缺少起重设备，我们就靠人拉肩扛手抬，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汗，很快组装好各种机器设备，形成了完整的生产流水线。三年后，一箱箱产品不断运到全国各地时，层层梯田上的玉米、高粱、谷穗迎风摇摆，秃岭上的株株树苗已经翠映蓝天，路旁成排的树木绿色成荫，各项生活设施完整齐全。

145厂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事迹很快传到晋东南地委，他们专门召集各县领导群众，在长治市开大会，介绍经验。很快，145厂的声名便在晋东南地区传响。

一四五厂第一次党代会主席团及工作人员合影

印制情深：“我深深地热爱着这个行业”

《金融时报》记者：您后来被调到中国金融电子化公司担任总经理，退休后没到总行老干部局，为何又回到印钞造币企业呢？

吴树森：我是一个比较重感情、重感恩的人。我1968年初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541厂，先在车间劳动，后在厂团委和车间担任书记，从三线回调到总公司后，任过副处长，担任过印制研究所（现技术中心前身）一把手，1984年底被任命为总公司副总经理，还兼任过上海印钞厂党委书记和厂长。我是一步步从基层走过来的，我了解印钞造币行业的历史，敬佩印钞造币行业的干部职工那种博大的情怀和高贵品质。在我三十年的印钞造币工作中，是他们让我懂得了如何做人做事，在丰富实践中获得了真知，没有印钞造币行业的培养也就没有我的今天。

印钞造币行业具有光荣的传统和优良的作风，几十年来，始终不忘初心，薪火相传。始终忠于祖国和人民，始终甘于奉献，恪尽职守，始终顾全大局，遵守纪律，始终不惧困难，奋发图强。

《金融时报》记者：为什么我国的印钞造币行业能屡屡不辱使命，确保完成各种任务？

吴树森：从第一套人民币发行至今70年来，可以说，每张钞票、每一枚硬币，都凝结着印钞造币行业员工辛勤劳动的汗水和聪明智慧。他们攻坚克难，确保货币发行，为支援战争和建设、稳定金融，做出了应有贡献。

印钞造币行业之所以长盛不衰，一个重要方面是坚持“两个文明一起抓”，重视企业文化的建设，重视榜样的力量。印钞造币总公司是金融系统思想政治工作先进单位，所属各企业都在地方多获此殊荣。印钞造币行业藏龙卧虎，人才辈出，有一大批德才兼备的党政领导干部，有众多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和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有数以千百计的各级先进工作者和劳动模范，文化、艺术、体育骨干更是遍地开花。

总公司原总工程师李根绪，只有小学二年级文化水平，但他刻苦学习，认真钻研，与同仁一道，设计制造了多种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印钞设备，被入选为亚洲唯一进入“国际货币名人堂”的人；2016年4月27日，在央视新闻频道播出的《大国工匠》第三季以及28日《新闻联播》播出的《刀尖舞者，雕刻人生》中，印钞造币总公司技术中心高级美术师马蓉，35年来，一直坚守在生产第一线，以精湛技艺，雕刻出许多享誉国际的经典作品；在素有“钱币奥斯卡”美誉的2017年度世界硬币大奖颁奖典礼上，上海造币公司的高级工艺美术师余敏，被评委授予“世界硬币大奖终身成就奖”，也成为了捧起这尊“小金人”的亚洲第一人；昆山钞票纸公司的优秀共产党员吴迪，被推选为代表光荣地出席了党的十九大，为工人阶级赢得了荣誉，为印钞造币行业增添了光彩。

他们是印钞造币行业的杰出代表，影响和激励着印钞造币行业的广大员工蓬勃向上，不断地让印钞造币行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发扬光大。

我深深地热爱着这个行业，即便是退休了，也感到像回到家里一样亲切温暖，感到幸福和自豪。

时代足音：为满足经济社会需求而改革创新

《金融时报》记者：改革开放后，我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印钞造币行业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吴树森：改革开放后，国际国内形势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许多新问题，新困难摆在了印钞造币企业面前，迫使印钞造币行业拿出办法，迎接挑战。

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由于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和人们消费水平的提高，货币需求量骤增，而印钞造币行业却面临着两个严重不适应：一是印制生产力严重不适应发行需要，二是印制质量严重不适应防假斗争的需要。如何做到“安全优质保发行”便成为印钞造币企业的最大难题。

原来的厂房本就狭小，现有设备陈旧失修，追加产量几无可能。而扩建厂房更新设备，因缺少资金且周期很长也没有可能，总公司和各厂都处在两难之地。我记得每次召开年度印制会时，因生产计划难以落实，企业与总公司总是各执一词，争吵不休。无奈之下，总公司老局长殷毅在总结会上还是那句话：政治任务，先背回去，千方百计必须完成！吵归吵，干归干，各企业回去后，还是以大局为重，想方设法，深入挖潜，鼓舞士气，加班加点。

印钞造币企业干部觉悟高，舍私为公，成年累月地奋力拼搏，许多同志轻伤不下火线，有病顾不上治疗，积劳成疾。1992年春节前，因为银行库存不够，为了防止挤兑风险，度过年关，总行领导不得不亲自出马，一个副行长带一个总公司总经理直下企业蹲点促阵。我陪郭振乾副行长去上海印钞厂。郭行长在全厂中层以上干部会上讲话斩钉截铁，定下了死命令，确保发行！印制职工是一支特别能战斗的队伍，千斤重担不弯腰，靠的就是理想、信念和无私无畏的精神。

改革开放，为印制行业的发展壮大带来了机遇，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基建技改加大了投入，提高了速度，引进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设备，大大提高了效率，自身的设备制造能力明显提升，逐步缓解了生产上的压力。

《金融时报》记者：改革开放后，曾经的三线工厂面临着怎样的调整？

吴树森：因为国际形势变换，大小三线的调整提上日程，这是一项庞大的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选择厂址，协商落户与地方政府频繁沟通；既要加快新点基建速度，又要保证老厂生产任务，矛盾重重；既要考虑新厂生产人员的合理配置，又要顾及职工个人意愿，难题很多；新厂的投产和老厂搬迁的时间衔接煞费苦心。因此，大小三线的调整花费了长达十几年的时间才顺利完成。

四川旺苍县的大三线厂分别迁到了成都和昆山，山西高平县和江西莲花县的两个小三线厂分别迁到石家庄和南昌。同时，还收编了西安印钞厂、保定钞票纸厂和南京造币厂，从而，使印钞造币行业的布局更趋合理，生产能力大大增强。后来，进一步壮大了科技中心，组建了油墨公司、制版公司和特种防伪公司，统一领导，为保证产品质量和提升防伪性能发挥了重要作用。如今的中国印钞造币不仅是世界上最大的印制行业，而且钞币的品质也步入了国际前列。(安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