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5年英商在广州成立了谏当保安行，近代西方保险制度便由此传入中国。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通过一系列的不平等的条约，为帝国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侵略打开了方便之门。外资保险业也跟着贸易的脚步，踏上了中国各个通商口岸，从沿海进入内地，英、美、德、日国家的洋行纷纷设立保险机构，对中国的保险业形成了垄断局势，获取了巨额利润。近代一批中国的思想家和进步知识分子，“睁眼看世界”，他们对西方的情况有较多的理解，在吸取中国古代原始保险思想和西方保险思想理论中，有着强烈的爱国意识和忧国忧民思想，通过著书立传或考察纪实等形式，阐述各自的保险观点，探索强国富民之策。代表性的人物有：魏源、洪仁玕、王韬、郑观应、陈炽等。

魏源和他的《海国图志》

魏源，1794年4月23日出生，名远达，字默深、墨生、汉士，号良图，汉族，湖南省邵阳市隆回县司门前人 。清代启蒙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道光二年( 1822年)举人，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始成进士。官高邮知州。晚年弃官归隐，潜心佛学，法名承贯。1857年3月26日卒于杭州东园僧舍，终年63岁。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首批知识分子的代表。

魏源

魏源著作主要有：《书古微》、《诗古微》、《默觚》、《老子本义》和《海国图志》等。

《海国图志》

《海国图志》是魏源受林则徐嘱托而编著的一部综合性图书，是一部介绍世界各国地理、历史、政治、经济、历法、宗教、风土人情的书籍，也包括英国近代保险。该书于1842年出版50卷本，1847年增刊为60卷本，1852年刊行为100卷本。他在总序中写道:“是书何以作?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制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

《海国图志》中介绍英国近代保险有两处:其一是，在该书第51卷“大西洋英吉利国二”中介绍了该国货物运输保险的办法。“虞船货之存失不定，则又约人担保之。设使其船平安抵岸，每银百两给价三四两，即如担保一船二万银，预出银八百元，船不幸沉沦，则保人给偿船主银二万两(元)。”从所介绍的保险金额、保险费以及赔款的计算方式看，这是指保险公司经营的商业保险。其二是，该书第83卷“夷情备采·贸易通志”，编者把保险译为“相保”，火灾保险译为“宅担保”；海上保险译为“船担保”；人寿保险译为“命担保”，然后对“担保会”的集资规模、盈亏分摊、互保险种等，分别作了介绍。“英吉利国都二十一会(担保会)，其本银或八万或五六万或三四万不等。同休戚，共利害，岁中有利均分，有害分受，要之利害多少。”从其本金的筹集，损失分摊和盈利分配的形式看，这是一种相互保险的组织形式。“其会有三:一船担保。舟航大洋，难保沈(沉)覆，假如船价二万元，载货五万元出海，每月纳会中银每百两纳二三钱，设使三月到岸平安无失，所纳会中银为会中公费。如船货有失，视其损失之分数，如仅桅折货湿，会中按数补偿；如或全船沈(沉)溺，则会中补偿其半，但必须实报实验，众力恤灾，从无推却。”

进而介绍火灾保险，“宅担保。城市稠密，回禄堪虞。假如木屋价银二千，每年纳会中银二十元，不幸被灾，则会中亦代偿其半。”人寿险曰“命担保”。“假如老妻弱子，身后恐无生计，每年于会中入五十元，死后如后嗣成立，无需周恤则已，如贫不能自存，则会中赡其家，每年一千元。”

魏源指出，保险经济补偿制度已成为西方各国的“恤商之政”。这个见解距今已有140多年了，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魏源作为中国介绍西方近代保险的第一人，确实起到启蒙的作用。

洪仁玕和他的《资政新篇》

洪仁玕，1822年出生，广东花县人，是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的族弟，曾在香港居住多年，1859年到天京获封为军师、干王，一度总理朝政，1864年在江西被清朝江西巡抚沈葆桢捕杀。洪仁玕是太平天国领导层中对西方见识较广的一位，提出的《资政新篇》是具有发展资本主义主张的政治纲领，在当时的中国算是相当先进的思想。

洪仁玕

他撰写的《资政新篇》进呈天王，主张接受西方文明，走西方强国富民之路。经天王批准刊行，成为天国后期的政治纲领和珍贵典籍。

《资政新篇》

被誉为"中国留学生之父" 。近代著名的教育家、外交家和社会活动家容闳这样评价他：“干王居外久，见识稍广，故较各王略悉外情，即较洪秀全之识见，亦略高一筹。凡欧洲各大强国所以富强之故，亦能知其秘钥所在。”

曾国藩的重要幕僚赵烈文看到《资政新篇》的新印本后，在日记中也不得不承认：“其中所言，颇有见识……法法类，皆是效法西人所为，其钦折外洋，殆为心悦诚服，而于夷情最谙练；……观此一书，则贼中不为无人。”

《资政新篇》分为四部分。第三部分“法法类”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立法主张，是全篇的重点。他提出开办银行、保险事业，以利国利民。

“外国有兴保人物之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已开办了人寿险和财产保险。其承保范围及保险责任，“凡屋宇、人命、货物船等有防于水火者”，都可以保险。投保方式，“先与保人议定，每年纳银若干”。这个“议”，是意味着保险双方通过协商达成协议的。赔偿方式是“有失保人赔其所值，无失则赢其所奉。”以此体现保险权利义务的均等。通过保险的赔偿，“失物则已不致尽亏”；“若失命，则父母、妻子有赖”。保险的作用意义也就充分表达出之来了。

洪仁玕的保险论述，言简意赅，说明他对西方资本主义的保险是有所了解的。

王韬和他的《弢园文录外编》

王韬，字紫铨，号仲弢、天南遁叟、蘅花馆主等，道光八年出生于苏州城外甫里村。18岁时考取秀才。1849年应英国传教士麦都思之邀，只身来沪，进墨海书馆服务，佐译《圣经》等书。1870年返港后创办中国历史上第一份由华人主持的大型日报《循环日报》，并每期发表一篇针对时局的论说，首开“文人论政”的先河。1875年发表了著名的《变法自强》三章，比郑观应的《盛世危言》还早了18年，他的政论对时代社会所起振聋发聩的思想作用，明白无误地奠定了他在中国近代史上变法维新运动的先驱地位，在他之后才有了康、梁的维新报刊，因此林语堂称他为“中国新闻报纸之父”。王韬既是满怀风云之志，又极具远见卓识的政论家，更是一位诗酒跌宕的不羁之士。

《弢园文录外编》

王韬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他根据易经中“穷则变，变则通”的道理，断定“天下事未有久而不变者”；他写道“中国何尝不变”。王韬对中国前途充满信心，“吾知中国不及百年，必且尽用泰西之法而驾乎其上”。王韬主张以欧洲强国为榜样。1884年，年近花甲的王韬终于在清朝政府的默许下，回到上海安度晚年。1892年，王韬因病结束了“才气横溢，下笔辄数千言”的一生。

王韬著有《弢园尺牍》8卷本，1876年在香港出版，1881年又增订4卷。此外，1883年他把在19世纪70年代以来发表的文章辑成《弢园文录外编》，在《代上广州冯太守》一文中，论述了他如下的保险观点。

开办保险公司是应付灾害和意外事故的善法。“顾风波之险，有时不可测料，于是特设保险公司为之调剂，于百中取二三，无事权微利，有失商人所籍手，不至于大损，此其法诚至善也。”以此阐明保险经济补偿制度的作用。

提出航运、保险相互并行，共同发展的见解。他从航运与保险的相互关系着眼，极力主张“招商(轮船)、保险二者要(应)当相辅以并行”。他考虑到货运的季节性，以及承运本国物资货源有限，应当客货兼营。“夫运粮(指漕运)不过在春秋数月耳，其余专载客附货，以相流通，则必有取信于货客者，乃行之久远，不(没)有保险，则货客且为之馁”。安全是航运事业赖以生存发展的前提，需要保险为之配合；航运事业发展了，保险事业亦将随之得以发展。

发展中国保险事业，维护民族经济利益。王韬在肯定保险作用的同时，极力主张中国自办保险公司。“以中国之人保中国之货，不假手于外洋，而其利尽归于我”。他还看到各国贸易的发展，已经到了“越乎境外”的年代，“以中国之货运行外洋，以外洋之土产销流于中国，足迹所及愈推愈广。”为配合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他还设想在海外建立保险机构，经营涉外保险。那么“保险之利开，而商贾之航海者无所大损，且华人之利仍流于华人中，不致让西人独居利薮。”

王韬的论述，发表于中外贸易进一步发展之时，这样做，既可以为中国从事对外贸易的国内商人和海外华侨提供保险保障，又可以维护中国保险业的经济利权，为发展中国保险事业注入了新的活力，拓宽了后人发展中国保险事业的视野。

郑观应和他的《盛世危言》

郑观应，生于1842年，本名官应，字正翔，号陶斋，别号杞忧生，晚年自号罗浮偫鹤山人。祖籍广东香山县。他是中国近代最早具有完整维新思想体系的理论家，启蒙思想家，也是实业家、教育家、文学家、慈善家和热忱的爱国者。

郑观应

咸丰八年(1858年)到上海学商，先后在英商宝顺洋行、太古轮船公司任买办。历任上海电报局总办，轮船招商局帮办、总办。中法战争时，曾往暹罗、西贡、新加坡等地调查了解敌情，逐一绘图贴说。光绪十一年(1885年)初，途经香港，被太古轮船公司借故控追“赔款”而遭拘禁，经年始得解脱。后隐居澳门近六年，撰成《盛世危言》一书。光绪十八年(1892年)后，与盛宣怀集团关系密切。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冬，郑观应辞去招商局会办。宣统元年(1909年)，乘袁世凯被迫返籍“养疴”之机，协助盛宣怀发起组织轮船招商局商办，遂第三次入轮船招商局任会办。

郑观应晚年政治表现落伍，拥护“立宪”，反对革命。但又对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和军阀混战不满。1922年五月，病逝于上海招商公学宿舍。

《盛世危言》

郑观应1894年出版《盛世危言》5卷本，该书是郑观应的代表作，1895年冬刊行增订14卷本。其中增订“保险”一节，有以下的保险论述。

关于保险的原理。“盖所谓保险者，不过以一人一身之祸派及众人。譬一人房屋或行船遇险由公司赔偿，而公司之利仍取之于人。如保房屋一千座，其中一座失险，则以九百九十九座之利银偿还遇险之一座，在公司不过代为收付，稍占经费而已。”

他把保险的分散危险、组织补偿的基本原理作了简明扼要的论述。“对人险亦然。大抵人生之寿通算以四十岁为限，若至四十岁尚未命终，则以前每年所收之保银一概给还。且其人业经保险，若未至所保之期无故而死，则可得巨款，除丧葬外尚有盈余。此等便宜之事亦何乐而不为乎?”

他介绍国外保险公司经营的险种，“保险有三等(种):一水险，二火险，三人险。水险保船载货，火险保房屋、货栈，人险保性命、疾病。”继而介绍水险附加战争险和盗窃险:“货物保险，非独寻常之时，即遇战事、盗劫，凡意外之灾，皆可以保，惟价分数等:在兵祸中保险其价最昂，较寻常须加数倍;其盗窃等事次之，然亦与寻常保险不同，缘此等事非意料所可及也。”以此说明，财产保险各险种的危险频率不同，保险费率也有高低之分。

主张中国自办保险。“西人保险公司有数种，有保屋险，有保船险，有保货(物)险，有保货(物)水渍之险，有保人生死亡险，其章程甚详，获利均厚，亦宜招商仿办，为国为民，胥于是乎在矣。”因此，他对创办仁和、济和两家华商保险公司赞赏备至，认为这样的“保险公司不嫌其多”，可以“不为外人掣肘也”。以此维护中国的民族利益，足见他的进步思想。

在介绍西方近代保险和建议中国自办保险的同时，他也不忘揭露一些心怀叵测不法之徒利用保险理赔欺骗诈保的无耻行为。“惟保险之法一行，每有奸商故将货物之价多报，以冀物失船沈(沉)，得以安稳获利。此等天良丧尽之徒，虽国家严禁，不啻三令五申，而利之所在人必趋之，仍多尝试。亦有将房屋托保，故付祝融者。”

保险理赔的漏洞和弊端使他清醒地认识到，要使保险事业健康顺利发展，必须立规矩，制订保险章程。为此，他在《盛世危言》书中“保险”一节中，较详细地介绍了英国的水险、火险、人(寿)险章程。

郑观应是一个由买办分化出来的民族资本家。由于他长期从事洋行买办的经历，深知当时资本主义列强与我通商的侵略性质和目的，“兵之吞并，祸人易觉；商之掊克，敝国无形”。他极力主张自办保险公司，是其“欲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振兴商业”的“商战”经济思想在保险方面的反映。

陈炽和他的《续富国策》

陈炽，出生年月不详，原名家瑶，字次亮，晚号瑶林馆主。江西瑞金人。历任户部郎中、刑部章京、军机处章京，曾遍游沿海各商埠，并考察香港、澳门，“留心天下利病”，深研经济学，主张学习西方以求自强。1893年为郑观应《盛世危言》作序，并自撰《庸书》内外百篇，疾旧制之弊，言改革之宜。倡言“核名实，明政刑，兴教养”，设报馆、办学校、兴工商；提出中国应自订税则，认为税司乃“利权所在，不能永畀诸异国之人者”；主张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议院制，“合君民为一体，通上下为一心······以强兵富国”。

《续富国策》

1895年，他与康有为在北京组织强学会，被推为提调，并有正董、总董之名，力主变法，受翁同龢赏识。翌年8月，《时务报》创办，为京师代收捐款者。1898年维新变法失败，抑郁不得志，次年忧愤而死。著作有《续富国策》等。

陈炽于1896年发表《续富国策》，在“商书”部分有“保险集资说”，阐述了他的保险观点。

各种风险的存在是产生保险的前提。“水则有覆溺风涛之险也，陆则有车翻马逸盗贼劫掠之险也。……偶有蹉跌，其险亦不可限量，即有救生救命之圈，而资本千万金全归乌有。一商受亏，群商失色，于本国的商务大有所妨。”他分析灾害不仅使受灾者损失，影响其他商人，而且还会妨碍本国商务活动。因此，他倡议:“有智者纠集巨资，立保险行，以保轮船车之险。”

他认为，投保人对自己的“一器、一物、一房、一马、一犬……，凡私心爱赏欲购而不易得者，皆估价而保险矣。”因而“保险之物日益繁，保险之利日益广，保险公司亦日益多。”他的见解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他还从保险双方分别论述保险的意义和作用。对投保人来说，“譬有万金之货至行，保险按五厘计算，纳费五百金，无事则费此五百金已耳。万一有事，保险行须照偿万金。此商履险如夷。有此万金资本，仍可大张旗鼓卷土重来。”也就是说，参加保险把不固定的财产损失，化为固定的保险费支出，投保人就可以稳定经营。对保险公司来说，“然遇险者一，而不遇险者固盈千累百也;偿者一而不偿者千百，固仍坐收非常之大利也。”也就是说，保险公司是“聚千家之财，救一家之急”。通过分散风险，也使得保险公司得以稳定地经营。

他提出集资集股办保险，振兴中国，做法是:“诚由官设商政局选举公正绅董，纠资集股，自立保险，只收华人保险之费，每岁亦数千百万金。开诚布公，通力合作，保众人之物业，收各埠之利权。即此保险一端，华商之大势成，中国之全局振矣。”

陈炽的“保险集资说”，不仅从微观方面论述了保险的一般原理，开办的险种，预测发展的前景，以及稳定经营的方法，而且在宏观方面，通过分析，找出应对外商保险公司垄断我国保险市场的症疴，提出我国自行集资办保险的设想，这是中国近代保险史上比较完整、系统的保险思想。

正是这样一批进步的思想家或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用自己的思想火花，不断地点亮社会前行的路，为中国民族保险业的创办做好了舆论准备，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和培植了成长的沃土。他们像一道闪电，掠过那片冥暗的夜空，在历史的长河留下了一道永恒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