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火纷飞、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时期，党领导的革命事业既要面对日寇和伪军，领导全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又要面对国民党当局的军事、经济封锁，在困境中图存。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在物资匮乏，面临被冻死、饿死的逆境里，中国共产党坚持集中统一领导，创新工作形式，开展大生产运动，果敢精细地做好各项财经工作，赢得了财经主动权，完美实现了财经突围，突破了“卡脖子”的经济封锁，直至领导全民族抗日战争取得完全胜利。

历史在深邃处烛照当下，可给今人诸多启示和勇气。艰苦岁月中的成功实践，为日后革命工作留下了诸多可资借鉴的经验，成为面对残酷封锁实现突围的制胜法宝。记者采访了金融史研究专家、中国人民银行原中共金融史写作小组组长马林，从他近期的研究中，挖掘历史留给当下的智慧和勇气。

在艰苦的环境中斗争

记者：抗日战争初期，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和财经工作面临着怎样的处境？

马林：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建立了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使陕北成为革命的中心根据地。西安事变的发生，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根据两党协议，中国共产党将陕甘苏区改名为陕甘宁边区，红军改编为八路军，随中央进入延安的原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西北分行改称为陕甘宁边区银行。但是，在两党协议中，国民党当局不同意共产党建立自己的银行。没有银行，也就不可能发行主权货币。因而，陕甘宁边区银行对外改称光华商店。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地位特殊且重要，它是扼制华北与西北的战略支点；是抗战的坚强堡垒，又是华北、华中各个抗日根据地的总后方；是全国模范的民主抗日根据地，肩负着全国人民的希望，关系着抗日战争的胜利。由于这一特殊地位，它不得不承担着庞大而又必不可少的抗战经费供给，不得不承担边区政府和中央机关的财政支出的绝大部分。

因此，陕甘宁边区的军事斗争与财经工作，面临着更大的挑战。

记者：抗战初期，陕甘宁边区有着怎样的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

马林：陕甘宁边区是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陕甘、陕北根据地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西接六盘山脉；东临黄河，与山西隔河相望；北连长城；南至泾水。全边区面积近13万平方公里，共辖23个县，人口142万余人。

边区财政经济的最本质问题，是保障脱产人员的供给，保证其生活、军需与必需事业的经费。据《革命根据地的财政经济》记载，当时边区脱产人员通常保持在7万人左右，最多时12万人，加上所有的8666匹军马的消耗，边区所负担的脱产人数接近了总人口的10%。

然而，边区的农业生产大部分沿用相当原始的技术和工具，大部分地区耕作方法粗放，尤其是山坡地带的农民，多用开荒丢荒的方式生产，靠天吃饭，广种薄收，农业生产长期处于很低的水平。关中地区种植的冬小麦，每亩平均产量约3斗左右（每斗28市斤）；延安、陇东平均亩产约2斗5升；绥德、三边平均亩产1斗5升。

记者：此时，陕甘宁边区又面临着怎样的国际国内环境？

马林：由于日本的诱降和英美对日本的侵略采取绥靖主义政策，也由于国民党对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快速发展壮大的畏惧，蒋介石集团的反共倾向明显增长。在1939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蒋介石虽然仍声言要“坚持抗战到底”，但却把对付共产党问题作为重要议题，制定了“溶共”“防共”和“限共”方针，随后秘密出台了一系列反共政策，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

陕甘宁边区的经济本来就十分落后，要承担庞大的财政供给任务，已经十分困难。更严重的是，1939年，国民党加紧了对边区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调集了50万大军驻扎在边区周围，修筑了9200多个碉堡，构成了封锁线，并派遣了大批特务。他们在沿封锁线的交通要道上设立关卡，遇到运往边区的物资，不论公私一律没收。他们还利用税收和价格来抵制边区必须出口的商品。这样一来，边区的经济就更加困难了。

“50万”和“30所”

记者：国民党反动派为什么要掀起反共高潮？令他们畏惧的是什么？

马林：令敌人畏惧的核心问题，是共产党实力的壮大和对人才的培养。

红军在接受改编时，军队约为4.5万人。短短两年时间，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就接近50万人。

与此同时，1938年前后，一大批进步人士、革命青年、爱国知识分子约10万人奔赴延安，改变了延安和边区原来的人才结构和知识层次，为党培养新干部提供了条件。

这段时期，党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先后创办了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中共中央党校、马列学院、军政学院、军事学院、行政学院、陕北公学、延安大学、延安自然科学院、中国医科大学、泽东青年干部学校、民族学院、中国女子大学、西北公学、陕甘宁边区农业学校、鲁迅艺术学院等30余所干部学校，既培养党政干部和军政干部，也培养科技干部，还培养工会干部、青年干部、妇女干部和民族干部。仅抗大一所学校，三年间就培养学员15621人。

毛泽东在1938年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上说：“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几万万人的大民族中领导伟大革命斗争的党，没有多数才德兼备的领导干部，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但是现有的骨干还不足以支撑斗争的大厦，还需广大的培养人才。”“政治路线确定以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

邓小平也曾说：“抗日战争时期，吸收了一批知识分子，后来这批政治干部，除了老红军以外，就靠这批人，从这批‘三八式’里边选出的。”“三八式”老干部，即1938年在陕北培养出来的干部。

实力的壮大和人才的培养，令日寇和国民党当局都感受到了威胁。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曾声言：消灭了“抗大”，就是消灭了边区的一半。

记者：国民党当局进行了怎样的反共活动？

马林：1939年冬至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其反共活动迅速扩大。他们由制造小规模的军事摩擦，发展到在几个地区向根据地军民发动较大规模的武装进攻。这次反共高潮中国民党顽固派首先把矛头指向陕甘宁边区以及山西和河北地区。国民党顽固派发动这次反共高潮的根本目的，是企图削弱以致逐步消灭共产党在华北的力量，掌握对华北敌后的控制权。

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所著《中国共产党历史》记载，“1939年12月，封锁陕甘宁边区的国民党军胡宗南部，纠集地方反共势力，到处袭击八路军，摧毁地方政权和群众抗日团体，并先后袭占八路军驻防的宁县、镇原、栒邑、淳化、正宁等县城。”

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延安时期大事记述》也记载，“国民党顽固派，为达到取消陕甘宁边区的目的，先后调集30余万武装，从北、西、南三面对边区实行包围，从1938年12月至1939年10月，制造摩擦和军事挑衅事件150余起。”

国民党政府集结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等部和3个保安旅、10个保安队约50万军队，西起宁夏，南沿泾水，东起黄河，北经长城，构成三个封锁地带和5条封锁线，对陕甘宁边区进行军事包围。

“90%”和“80%”

记者：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军事封锁的目的何在？

马林：军事封锁为经济封锁创造条件。

当时，陕甘宁边区没有工业，能出口的只有食盐，而边区最缺乏的是棉花、布匹和洋纱。边区的池盐只能在夏天生产，迫切需要卖出食盐换取能御寒的棉花、布匹。

国民党政府为了封锁边区，对货物运输与贩卖实行了严格的控制。他们在一些商贸口岸建立了货物登记管理局，专管食盐、棉花、布匹、洋纱等运销的登记与管理。

1940年3月，蒋介石向边区周围各战区长官和驻军首领下达了严密封锁边区的命令。国民党政府还制定了禁止货物进出边区的法令，禁止边区食盐出口，禁止必需品如棉花、布匹、洋纱等运入边区。国民党官兵经常搜查邻近边区的国民党区村庄，如查出有货存放，立即没收。例如，在早胜等地严禁商民与边区进行买卖，规定每家所存物资不得超过2匹布、8斤盐，如查出超过规定之数量，不但全部没收，还要罚款。当局不许百姓收边区的盐，也不许周边的布匹进入边区。

记者：敌人进行如此严酷的经济封锁，其目的何在？

马林：敌人通过军事和经济封锁，并利用边区物资匮乏物产单一的现状，目的就是困死党在陕甘宁边区的革命力量。

1941年，时任陕甘宁边区银行行长朱理治撰文说：“边区不能自给，引起了边区出入口的不平衡。皖南事变以前，边区几乎所需要的全部布匹、棉花、文具、农具、烟类、糖类、西药，均须由外输入。而所能输出的，只有食盐为大宗，占整个输出90%，其他一小部分皮毛、药材等只占有总输出的10%。另据延安贸易局统计，棉花、布匹的进口，占整个边区进口货物的80%……”

“2000万”瞬间归“零”

记者：经济封锁的同时，敌人还采取了哪些措施扼制边区？

马林：据《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稿》记载，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开赴前线抗日后，八路军三个师45000人的军饷补给，列入第一战区的预算，国民党政府每月发给八路军军饷60万元。除此之外，还发放一些犒劳费、河防工事费、枪支弹药、服装药品，每月面粉1万袋，大米3000包。此外，海外进步人士每年向边区捐款捐物。1940年海内外爱国人士捐款达550余万元。

粗略核算，国民党政府每年拨发的军饷，一年有720万元，加上其他各种费用和物资，约每年1500万元左右。再加上海内外捐款，每年边区能得到的外援约为2000万元。据《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稿》记载，外援收入占边区财政收入的情况：1937年占77.2%；1938年占51.6%；1939年占85.8%；1940年占70.5%。在当时，这是一笔不小的数字，支撑着陕甘宁边区各项事业的发展。

然而，1940年，国民党政府又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

1940年10月19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长何应钦、副参谋长白崇禧发出致朱德、彭德怀和新四军军长叶挺的电报（“皓电”），限令八路军、新四军于一个月内全部开赴黄河以北，并要求将58万八路军、新四军合编缩小为10万人。

1940年11月19日，国民政府军政部军需署有关人员面告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副处长李华：何应钦命令，“从本日起，停发18集团军经费，即10月份欠发的20万元也一律停发”。同时，他们还冻结了海外华侨的捐款。当月，国民党政府调动几十万军队对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抗日根据地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扬言“不让一粒粮，一尺布进入边区”，断绝对边区的一切外来援助。

1941年1月，国民党政府又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他们集中更多的力量用来限制、削弱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

记者：经济封锁给边区带来了怎样的困难？

马林：毛泽东在1942年的西北局高干会上说：“最大的困难是在1940年和1941年，国民党的两次反共摩擦都在这一时期。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

在国民党当局进行经济封锁的同时，陕甘宁边区还发生了严重的自然灾害，使形势更为严峻。《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稿》记载：自1940年至1942年，年年有灾荒，其中尤以1940年的灾荒情况特别严重，农田家畜损失为30年来所未见。据不完全统计，1940年水、旱、风、雹交相侵袭，受灾面积4298312万亩，损失粮235850石，受灾人口515145人，加上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的骚扰破坏，以致1941年春夏青黄不接，群众啼饥号寒。

1940年是陕甘宁边区最困难的一年，三重巨大压力叠加：贸易全面封锁，外援全部清空，灾害全都到场。

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记者：面对严酷的现状，中国共产党如何应对经济封锁？

马林：早在1939年初，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集体就察觉并预测到革命形势的变化，及时作出了反应和决策。

1939年1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上发出了“自力更生，发展生产”的号召。1939年2月2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党政军生产动员大会。会上毛泽东发表讲话：“1939年国民党颁布《防止异党活动办法》，国共间的关系不如从前了。边区的机关学校也增多了，虽有外来的一点经费补助，已经分配不过来，我们处在财政供给问题的严重威胁下。由于这个原因，迫使我们不得不想到全体动员从事经济自给的运动。”“在目前困难面前，是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饿死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解散也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还是自己动手吧！”

为了统一领导边区的生产运动，1939年1月26日中央书记处会议提议，陕甘宁边区正式成立了边区生产运动委员会，由林伯渠兼任主任，李富春任副主任。

记者：大生产运动初期，我们面临着怎样的条件？在怎样的基础上开展大生产运动？

马林：陕甘宁边区地广人稀、自然条件较差，本来农产品的产量就很低。加之大生产运动初期经验不足，而且，新开垦的土地多在坡地上，因而产量更低。

在大生产运动初期，小米的普遍亩产量只有15-25斤，粮食严重匮乏。根据陕甘宁建设厅农牧科编纂的《1939年农业生产总结报告》所记载数字计算，1939年，中央一级机关亩产量约为8斤。另据毛泽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一文记载，1940年，粮食收获只有细粮3000石。同时，边区1939年蔬菜产量为229万余斤，平均每日人均蔬菜量为一两。

最初，机关、部队、学校的粮食自给率约为20%，后为50%。毛泽东要求，自给率要达到100%，尽最大可能减轻百姓的负担。为此，共产党员冲锋在前，在大生产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各行各业涌现出吴满有、赵占魁、张思德等模范先进人物，他们用自己的努力和智慧，将不可能变为可能，极大鼓舞着边区的党员群众。

党员干部做先锋模范

记者：面对落后的生产条件，如何激发人们的生产劳动热情？

马林：在大生产运动动员大会上，中共中央明确要求，中共党员必须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史料记载，毛泽东亲自参与种菜；张闻天自费买两把锄头耕种土地；周恩来、任弼时都是纺线能手；陈云、李富春拒绝秘书或警卫帮工；朱德年逾五十五岁，亲自耕种三亩地，还捐出了自己的马匹用来运盐；林伯渠、谢觉哉等都年过五旬，不属于要求的对象，但他们也带头响应党的号召，率先在墙报上贴出个人的生产计划。

林伯渠在墙报上贴出个人的生产计划：从农业生产上，用变工合作方式，完成上缴粮食局两石细粮任务；收集废纸交建设厅；戒绝吸外来纸烟；今年的棉布、单衣、衬衣、鞋袜、被单、毛巾、肥皂，全不要公家供给。他还写了一首生产节约诗，用以表达自己节约物资，努力生产的决心：

“待客开水不装烟，领得衣被用三年。淡巴菰一亩公粮缴，糖萝卜二分私费瞻。施肥种草自动手，整旧如新不花钱。发动男耕和女织，广辟草来增良田。边区子弟多精壮，变工扎工唐将班。”

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副书记谢觉哉年近60，他也明确列出了个人的生产计划，据《谢觉哉传》记载：他将所得毛驴一头投入生产；每月供给的10盒待客香烟全部交公使用；除衬衫外，衣服、鞋子、床单一概不领；上缴细粮两石；谢觉哉本人负责种植一分菜地，其中包括西红柿20株、茄子20株、秋白菜100棵、小菜100斤，外加养猪、养鸡若干。年终总结时，中央领导表扬了谢觉哉的生产成绩，毛泽东还亲笔题写了“再接再厉”的奖状。

在政府有关部门帮助下，在党员干部带头劳动的引领下，1941陕甘宁边区年棉花总产量50万斤，1942年棉花总产量为90万斤。

在陕甘宁边区这片并不肥沃、条件不佳的土地上，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在严酷的军事与经济封锁下，党领导的革命事业和经济工作，正在孕育一个伟大的奇迹。 （上）

毛泽东题字

中国抗日军政大学

359 旅指战员在南泥湾开荒